西汉初，协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萧何为相。惠帝二年(前193年)，萧何病重临终时，刚即位的汉惠帝询问后继者，萧何极力推荐曹参。看着曹丞相一天到晚都请人喝酒聊天，好像根本就不用心为他治理国家似的，惠帝感到很纳闷。一天下了朝，汉惠帝把曹参留下，责备他不尽心辅佐。曹参问：“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惠帝立即说：“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相国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萧相国。”曹参接过惠帝的话说：“陛下说得非常正确。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接着他又诚恳地对惠帝说：“现在陛下是继承守业，而不是在创业，因此，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就更应该遵照先帝遗愿，谨慎从事，恪守职责。对已经制定并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更不应该乱加改动，而只能是遵照执行。我现在这样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方才释怀。

商鞅变法的意义是什么？

商鞅(约前390～前338年)，公孙氏，名鞅，原为卫国公族，又称卫鞅，后封于商，称商鞅。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少时喜好刑名之学（战国时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学派，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听闻秦孝公下令求贤，决然离魏去秦，以变法强国之术游说秦孝公。秦孝公十分欣赏，便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变法令下达后，商鞅放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在都城南门，向社会宣布谁能将木杆搬至北门，就赏十金，但大家都不响应；他又将赏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木杆搬到北门，商鞅立即赏赐五十金。通过此举，商鞅变法取得民众的信任。当时太子犯法，商鞅毫不留情面地罚惩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就是说都为国家努力，而不搞内斗。秦孝公便封商鞅为大良造。两年后，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至咸阳，并第二次下变法令。至孝公二十年(前342年)，秦国已十分富强。秦孝公死后，商鞅也失去了屏障，即位的太子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废除了变法，对商鞅进行极为残忍的报复。他们以诬告陷害的方式迫使商鞅谋反，对他施行最残酷的暴刑：五马分尸。商鞅在秦执政凡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虽然惨遭失败，但商鞅开创的变法事业却对国家有利并且顺应了历史潮流，对秦朝的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鞅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改革精神，主动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要求，强调教育改革，注重培养人才。但商鞅政治手段简单粗暴，焚烧《诗》《书》，施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严刑峻罚，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等，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负面效果，加上当时历史社会条件的局限，以至于他惨死于反对派的报复而“秦人不怜”。

曹参在朝廷任丞相三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日渐提高。他死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史称“萧规曹随”。后人遂用“萧规曹随”形容按照前任的成规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