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以后曾一度实行贴射法。即令商人贴纳官买官卖每斤茶叶应得净利息钱，随商人所指，准其向园户买茶出卖，故有贴射之名。但必须辇茶入官，给券为验，以防私售。岁若贴射不尽，或无人贴射，仍由官府收买。园户过期而输纳不足，计所负数如商人入息。贴射法避免了商人操纵茶价的弊病和官买官卖官运茶叶的种种开支，官府可得买卖净利。但它使商人只买好茶，劣质坏茶只能由官府收买，同样亏损茶利，故只于宋太宗淳化四年()二月至七月在东南地区，宋仁宗天圣元年至三年(～)在淮南地区一度施行，即行废止。由于交引法和贴射法各有弊端，亏损国家课利，宋仁宗嘉佑四年乃废除东南榷茶，弛禁通商。

宋徽宗崇宁元年()，蔡京在东南地区恢复榷茶，对交引法和贴射法，去弊就利，改行茶引法。政府废除官买官卖茶叶，令商人到产茶州县或京师榷货务买引，凭引向园户买茶赴产茶州县合同场秤发、验引、封印，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数量出售。引分长引和短引。长引行销外路，限期一年；短引行销本路，限期一季。茶引法革除了官府直接经营茶叶买卖的种种弊端，给予茶商和茶农一定程度的自由交易权，调动了茶叶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内在积极性，有利于茶叶的生产、流通和增加国家茶课收入，故终宋之世，引法不改。

宋朝蜀地榷茶，于宋神宗熙宁七年行茶马法。于成都置都大提举茶马司主其政。产茶州县置买茶场，全部收买民茶，由官府直接将茶叶搬运至熙(今甘肃临洮)、秦(今甘肃天水)等地卖茶场和买马场；或召商人在四川官场买茶，产茶州县发给长引，每引按茶价征收十分之一的引税，免除过税，运至熙、秦等地区卖给卖茶场和买马场。然后卖茶场和买马场再用这些茶叶与少数民族交换战马或卖给少数民族，茶利作边防经费。购买四川沿边少数民族战马，亦实行茶马法。同时官府还利用垄断对西南、西北少数民族的茶叶供应，作为控驭少数民族的物质手段。行销四川内地的茶叶，则由买茶场将收买园户的茶叶，取息十分之三，直接卖给商人，准予贩行川峡四路充民用食茶，但不得与少数民族交易。南宋高宗建炎二年()赵开又废除了行销四川内地茶叶的官买官卖，行茶引法，准允商人买引向园户买茶出售。至此，除茶马法所需的茶叶仍由官买官卖外，其余都实行商买商卖的茶叶专卖制度。

宋朝的茶叶专卖制度已相当完备。凡违犯引法规定的条款，都要受到没收茶货及笞、杖、徒、流的刑罚。伪造茶引和结伙持杖贸易私茶，遇官司擒捕反抗者处死。无引私茶许人告捕，官司给赏。官吏违法徇私，亦依法治罪。这种茶叶专卖制度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解决了战马来源，对维护两宋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利益都起了重要作用，故为后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和发展。

金金朝统治北方，茶叶要从南宋进口，为了避免“费国用而资敌”，对走私入境茶叶和饮茶都实行严格控制。金章宗承安三年()，曾设官制茶，失败而罢。次年又于蔡州(今河南汝南)等四州各置官坊造新茶，依南宋每斤为袋，值六百文，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按各路户口均其袋数配卖于民。商人买引者，纳钱及折物，各从其便。泰和五年()罢官造茶坊，茶叶仍全部依赖南方输入。其后规定七品以上官员方可食茶。但不得私卖和赠献。不应保存茶叶而保存者，按斤两治罪。同时还规定除食盐外，不得用丝锦绢等物与南宋博易茶叶。金宣宗元光二年()，又因国家财政困难，重定茶禁，规定亲王、公主及现任五品以上官员方许饮茶，仍不得出卖和私赠别人，犯者判五年徒刑，告发者赏宝泉一万贯。

元元朝兴于漠北，不缺战马，废除了茶马法，统一实行茶引法。中央户部主管全国茶务，并置印造茶盐等引局印制茶引。官府在江州(今江西九江)置榷茶都转运司，总江淮、荆湖、福广之税。在产茶地区设榷茶转运司或茶盐转运司，产茶地设榷茶提举司、榷茶批验所和茶由局等机构散据卖引，规办国课。户部主印引，地方茶务机构主卖引征课。废除长引专用短引，每引计茶九十斤。凡商人贩卖茶叶，必须缴纳引税，于指定山场买茶。引之外又有茶由，每由计茶九斤，后改为三斤至三十斤共十等，以给卖零茶者。商人凭引、由运卖。茶过批验处所不交验者，杖七十，卖毕三日内不赴官司缴纳引目者，杖六十。商人转用茶引、涂改字号，增添夹带斤重，引不随茶，茶园磨户不按引、由夹带多卖，运茶车船主知情夹带，均按私茶治罪。凡犯私茶，杖七十，茶一半没官，一半付告发人充赏。伪造茶引茶由者斩，没收家产付告发人充赏。官司查禁不严，致有私茶发生，罪及官吏。其茶课税率，初时尚轻，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每引收钞四钱二分八厘，全国征收茶税不过一千二百余锭。以后逐年提高税率，元仁宗延礻右七年()，每引征税为十二两五钱，全国茶课已达二十八万九千二百多锭。四十多年间，茶课增加近三百倍。

明明朝中央户部主管全国茶务，确定课额，并设巡察御史以惩办私茶；设茶课司、茶马司办理征课和买马；设批验所验引检查真伪。其茶法分商茶和官茶。榷茶征课曰商茶，贮边易马曰官茶。商茶行于江南，官茶行于陕西汉中和四川地区。商茶允许商人买引贩卖，官茶必须保证买马需要。

商茶均实行引法。中央户部将茶引付产茶州县发卖。凡商人买茶，赴官具报所卖斤重，行茶地区，纳钱买引，许向茶户买茶出境货卖。每引茶一百斤，不足一引者，谓之畸零，另发茶由，许行茶六十斤。官府按行茶地区远近，定以程限，于经过批验所依例批验，将引、由截角，别无夹带方许放行。茶与引必相随，有茶无引，多余夹带，按私茶治罪，许人告捕。茶园户将茶叶卖给无引由的商人者，倍追原价没官。商人将茶运至卖茶地，还需向税课司按三十取一缴纳销售税。买茶完毕，即以原给引、由向所在州县官司缴引，封送原批验所、汇解户部查销、若过期不缴引者，批验茶引所于每季查出商名贯址，引、由数目，转所在地巡按监察御史按察司提问追缴，送户部注销。四川商茶，政府还按不同的销售对象、范围，以及茶叶的品质、制法和传统的供销关系，将茶引分为边引和腹引。边引行销今四川甘孜、阿坝、青海果洛和西藏等藏族地区，腹引行销内地，形成了川茶的“两边一腹”的引岸制度。

官茶贮边易马是明朝茶法的重点。“国家重马政，故严茶法”，设茶马司以主其政。政府曾先后设置秦州(后迁西宁)、河州(今甘肃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庄浪(今甘肃水登)、岷州(今甘肃岷县)，永宁(今四川叙永)、雅州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而以西宁、河州、洮州、碉门茶马司为主要茶马贸易机构，垄断与藏族的茶马互市。政府对与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走私茶叶防范极严，定期派遣官员巡查关隘，捕捉私茶。对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都处罚极重。明太祖洪武三十年()，驸马都尉欧阳伦由陕西运私茶至河州，就被赐死伏诛，茶货没收。到明世宗嘉靖年间，才减私茶通番之罪，止于充军。